景天魁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应该向费孝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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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以学术为底色以思想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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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编者按
中国学术何以富有生命力
——从社会学话语体系构建说起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是说。随着全球化成为中国的有机构成，中国也在“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全面触碰全球情绪的紧张、焦虑与茫然，“书写和讲述中国故事”的话语系统与社会情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舶来品”社会学为例，当世界社会学知识中心开始发生转移，当中国社会学由启蒙时代经由国家化时代，步入学科重建与支派林立的丛林时代，契机与隐忧兼具。必须强调的是，在我们尚未做好充分的学术积淀和理论准备的同时，已然遭遇盲目的学术嫁接、浮夸的学术谋利、尴尬的学术失语、丑陋的学术争权诸态。必须追问的是，我们如何用中国知识更好地表达中国逻辑？如何用中国学术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如何用中国话语更好地对话世界秩序？如何用学术情怀更好地打造中国学派？为此，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学术月刊》社、《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承办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之他者经验（学派研究）”系列论坛第二场——中国社会学学派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论坛，特邀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聚焦“中国学术何以富有生命力”这一主题，由社会学话语体系构建入手，共同来探讨这个时代基于现实情怀和学派承继的学术创新之可能。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应该向费孝通先生学习什么
景天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原题《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三部曲——费孝通先生的足迹》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年第2期
题图
中国江村
社会学本来就被称为“舶来品”，加之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以来，趁“补课”之机，西方社会学概念和理论蜂拥而至，致使“言必称美欧”成为时尚。在这种风潮裹挟下，西方概念不论适用与否，“拿来”就好，至于本土话语，难免不被重视。所以，今天提倡建立中国学术话语权，更显迫切。值得深思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吴文藻等社会学家留洋归国，却力倡“社会学中国化”，他们身体力行，植根中国土壤，提出中国问题，提炼本土概念，创立中国学派，为中国社会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今天创新中国学术话语，仍要踏着他们的脚印继续前进。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中国社区学派，是得到国内外广泛承认的中国社会学学派，其标志性成果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这一被马林诺斯基盛赞为“里程碑”的杰作，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从对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意义来看，至少在问题设定、话语选择、研究路径这三个关键点上的创新，其贡献是奠基性的。
《江村经济》书影
问题设定：坚持从“中国故事”中提出“中国问题”
《江村经济》直接描写的是开弦弓村农民的生活，但正如马林诺斯基所说，该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我认为，它也不仅仅是对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通篇紧扣了一个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理论问题——在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中，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的关系问题。作者在“前言”中明确指出：“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归，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显然，费先生没有照搬西方工业化的所谓普遍性问题，而是提出了地道的中国问题：一个具有巨大传统力量的国家不可能被简单地西方化，但又必须实现工业化，这一社会巨变的复杂和深刻程度是空前的。换言之，在中国，中西问题与古今问题是紧密联系的二合一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
为什么要提出“中国问题”？首先，因为中国社会的变迁并不是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复制”，它要解决的问题与西方提出的问题本来就是不同的。如果硬要把中国案例套到西方问题上，尤其是套到人家已经提出甚至已经解决的问题上，那么，中国故事只能充当西方理论的注脚，这不仅无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而且就连真正意义的“中国社会学”都谈不上，何来“中国话语体系”？其次，只有回答了“中国问题”，才更加适合运用中国话语。如果研究的问题是西方的，在西方社会学居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运用的概念语言自然就是西方的。所以，提出“中国问题”，是建立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必要前提。
这里所说的“中国问题”，并不是现象性的具体问题，而是学术性的深层问题，提出这样的问题是颇费功力的。费先生在80年前就提出了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中国问题，确实令人叹服！而且饶有兴味的是，当费先生在英国人面前清楚表达一个地道的中国问题时，英国学者非但没有感到唐突，马林诺斯基甚至“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阅读了费博士那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论点和生动详实的描写”。他指出：“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可见，一个真正的学者其实是不喜欢别人盲目迎合、套用，跟在后边牙牙学语的，“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
年费孝通与调查组成员在开弦弓村合影
《江村经济》的成功，首先就在于作者坚持从“中国故事”中提出“中国问题”，这是需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的，尤其对于我们今天探讨建立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问题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话语选择：坚持用中国话语说“中国故事”
《江村经济》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坚持用中国话语回答中国问题。它本来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博士论文，即便如此，作者刻意坚持用最贴切的中国表达方式，中国本土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表现中国风格。除了使用已经一般化的概念和词语，如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社会组织再生产等外，作者还使用了“香火”“上山丫头”“回乡丫头”“上首”等饱含乡土气息的词语，有些甚至是苏南方言。而且，作者明明知道外国人难解其意，却仍然坚持不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概念，而是坚持用中国话语、中国故事解释中国概念。这在当时情景下，是需要有巨大的创新勇气的。
马林诺斯基称赞费先生“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这是从中国话语最适合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意义这一技术层面、学风层面而言的。其实费先生的刻意坚持，还有深层原因。在费先生留英之前，其老师吴文藻等人力倡“社会学中国化”，针对的现象之一，就是惟“洋”是从。吴先生指斥当时在中国讲堂上普遍流行用英语讲述社会学史，是“殖民地的怪胎”，他率先用中国话讲述西方社会学，被费先生称赞为“开新风气”。由此可知，积极践行“社会学中国化”的费先生，坚持在外国人面前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就是自觉而为的了。可见，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倡“文化自觉”，其实是始终如一的。
年2月，費孝通在聯合國接受年“大英百科全書獎”。新華社發
与费先生的这种“刻意”相反，另一种“刻意”在当前也几乎司空见惯。明明讲的是中国故事，却刻意搬用西方概念。如果确实适合，当然可以，我们愿意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但如果生拉硬扯，不顾佶屈聱牙，这种“刻意”，就不是表达方式问题了，我把它称作“文化盲从”，这比吴文藻先生痛斥的“殖民地的怪胎”，以及旅美华人林南教授所说的“文化殖民”要温和一些；但“文化盲从”与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文化自觉”正是相反的。
不管怎么说，如果连中国话语都不坚持，哪里能提炼出中国概念；没有中国概念，何谈中国话语权？《江村经济》的成功证明，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这样伟大的实践，只要能够从中提炼出中国自己的问题，概括出中国自己的概念，讲好中国话语，就不仅可以引起西方学者的兴趣，而且可以赢得人家发自内心的尊重。而相反的做法下，相应的效果也必然是相反的。
路径笃守：坚持扎根乡土、层层扩展的学术路线
要想在提出学术问题、提炼学术概念上实现创新，不仅需要有创新意识、创新勇气，还要有扎扎实实的创新能力。这种能力从哪里来？
来自从实求知、行行重行行的学术路线。“路线”一词，是费先生自己一再使用的。他去世前两年，即年在江苏省举行的《小城镇大问题》发表20周年纪念会上的书面发言中，总结了一生的学术路线：“我把自己多年来的一条基本思考路线打通了，理出了一个框架，就是‘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天下大同’，其中包括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条具体路线，即‘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
循着费先生指出的这条学术路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扎根乡土、层层扩展的学术概念的提炼过程。费先生年在《乡土中国》中创造了“差序格局”这样杰出的概念，但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从冒着乡土气息的中国话语、地方语言中提炼出来的。追溯到年的《江村经济》，可以清晰看到“差序格局”中所包含的人伦结构，早就深藏在“上山丫头”“回乡丫头”的区别以及其他乡土概念之中。“差序格局”这个登上了世界学术大雅之堂的“高大上”概念，其实有着绵长的乡土情结和浓重的文化底蕴。《乡土中国》“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比较研究”，它正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了多个重要概念，除了“差序格局”之外，“礼治秩序”“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等概念，都明显保留着与前述本土概念、地方话语之间的脉络联系。
再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费先生说这是社区研究“上了一个台阶”。此时，他在“农村工业化的大道上放马四闯”，视野进一步扩展，总结出了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的各种模式。而在概念提炼上仍一如既往地坚持扎根乡土，例如，他用“乡脚”，刻画小城镇的空间结构。小城镇是“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是农村经济中心、工业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服务中心和教育中心。“乡脚”生动地刻画了小城镇的空间结构和时空意义。费先生用“乡脚”概念，形成了小城镇的层次理论，以往划分小城镇的层次，多以人口数量的多少为标准，费先生则以“乡脚”的大小为依据。“乡脚”表示了小城镇的商品流通范围。每一种商品都有自己的“乡脚”（流通范围），这些“乡脚”构成了许多半径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圆心就是小城镇，圆周越大表示小城镇层次越高。这样，小城镇的层次结构，就用“乡脚”这样一个本土概念，生动而准确地表达了。
费先生就是这样扎扎实实地立足社区、立足基层，一步一步、一层一层地扩展问题、提升概念，不管走了多远，始终连着最初的乡土情结。从村庄、乡镇、城市、区域，一路走来，直到晚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照“全球社会”、建设“美好社会”，这么大的视野、这么大的概念，非但毫不“大而空”，而且内涵丰富、实在可信。
纵观费孝通一生对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创新过程，可以说，自《江村经济》开始，其在提炼学术问题上的创新、在中国话语上的创新，基础是学术路线上的创新。
費孝通和鄧小平在一起。新華社發
今天我们谈论创新中国学术话语，与费老写作《江村经济》的时代背景已大不相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实践，为创新中国学术话语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同时也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然而，学术创新要遵循学术积累规律，难以“从零开始”，应该踏着前辈的学术脚印继续前进。因而，费孝通的中国问题意识、中国话语自觉及其坚持的学术路线，仍然是我们创新中国学术话语的基本遵循。由此，我们必将迎来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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