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手稿31ldquo大锅饭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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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立善：大锅饭”时期的记忆
所谓“大锅饭"，是指上世纪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八一年长达二十三年我国农村实行的“集体经营、统一分配”的生产模式，当时这一生产模式后来被人们称作为“大锅饭"。要说“大锅饭"，咱先从我国的土地制度也就是土地所有权各个时期的变革说起，我们窨子沟的土地制度和全国的土地制度一样，经历了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土地改革后的农民占有制、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确权等阶段，每次土地制度的变革都是对农村社会结构的一次重组，也是对农民与农民之间关系的重组。从时间上划分，一九四八年以前，土地属于私有制，大量土地被地主富农占有。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一九五二年冬季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凡自愿加入初级社的农户将自己所有的土地归合作社集体经营。一九五八年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土地、牲畜、牛车、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全部归集体所有，开始了集体经营、统一分配的生产经营模式，一直到一九八一年六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0一八年又进行了土地确权。这就是我国农村经历的各个时期土地制度和生产经营的变革。今天回忆的就是上世纪五八年到八一年“大锅饭”时期的那些事儿。我是一九五八年生人，一九七五年一月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曾担任过生产队记工员、生产队会计和保管、团支部书记、大队主任。参加工作后十多年时间在乡（镇）工作，还兼任过三年城关镇西北角村党支部书记。所以对农村工作比较熟悉，特别是亲历了农村“大锅饭"时期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医疗和当时的组织形式、生产模式和分配方式等等。说实在的，那个时期桩桩件件的故事，常常在我脑海里闪现，给我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记忆……记忆之一：阶级斗争岁月那个时候最大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举国上下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在遵循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的教导，大抓阶级斗争。当时农村的阶级是这样划分的，共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贫农。第二类是中农，中农又细分为下中农和上中农。第三类是富农。第四类是地主。贫农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地主富农的政治地位几乎没有，况且地主富农是被专政的对象。逢年过节，别人都放假了，让他们义务扫街，他们的子女不能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不能入团入党，不能当兵当工人，读书也要受到严格的限制，更不能选拔当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生产队的重活、苦活、脏活一般都安排他们干。不仅如此，而且还要随时随地地召开批斗大会，责令他们低头认罪。我们村有一户地主叫尚忠应，这老汉是凭自己的勤劳节俭创下了比别人略强点家业。据老年人说，老汉雇了几个短工，雇工吃的是稠粥、黍子糕、“三披头”（粉条、豆腐、炒鸡蛋），他家吃的是掺糠的饼子、山蛋皮子和剩茶剩饭，根本不存在剥削和压迫一说，村里人也十分尊重尚忠应老人，就这样一户人家在土改后被划为地主成份，随后给子孙后代埋下了长达三十年的“罪孽”。尚子英系尚忠应的长孙，从小也没念过多少书，一辈子就在村里务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知道有何依据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啊呀天那，这还了得，那个年代，这个帽子在某种程度上比杀人犯，比现在的腐败分子还严重的多呢。记得当时尚子英这个身高不足五尺、体重不过百斤的七旬老汉长期被公社“文攻武卫”队关押，随时随地巡迴各村批斗。我亲眼目睹了批判尚子英的现场，那是一个烈日炎炎、骄阳似火的夏日中午，由公社“文攻武卫”队组织的批斗阶级敌人大会在窨子沟大队饲养院举行，当公社公安员李丰银的一声令下，下面请南泉公社文攻武卫队员把历史反革命分子尚子英押出会场示众，立即由五名身着草绿军装、气壮如牛的彪形大汉，所谓的文攻武卫队员将尚子英掐住脖子连拖带拽快步地押出了会场，此时的尚子英在烈日当头之下被黑豆粗的绳子捆的大汗淋漓，两手反绑在后燕窝之上呈黑紫颜色，胳膊和手很多地方流出了鲜红的血滴，脖子前面还给挂着一块足够0.8平米的木质牌子，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尚子英。批斗大会持续了两个小时，中途由于尚子英体力不支，站力不稳，摔倒几次被拽了起来。就这种喷气式的批斗会在全公社各村不知巡迴了多少次，可想而知尚子英受到得折磨是何等的残忍啊。一九七五年冬天，正值全国农业学大寨高潮，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阶级敌人斗其乐无穷贯穿学大寨运动的始终。各地农田基本建设正酣，我们窨子沟村也不例外，全民总动员，男女齐上阵，一出勤，两送饭，出工收工是两个六点半。有一日，就在这冰天雪地、寒风呼啸的学大寨战场上，村干部强行把年近七旬、身患严重肺心病的地主分子尚子英的老伴拖出了工地，让其参加平田整地劳动，结果老人上气不接下气，站都不能站立，哪能拿得动锹去铲土呢，只能铺上皮袄在工地的一个角落里睡了一上午，冻得老人一直颤颤发抖。临近中午我和几个年轻人看见老人实在可怜，又怕老人冻死在工地上，由李家润推上平车，我们几个把老人护送回家。就因这件事，晚上由治保主任主持召开全体大小队干部大会，驳斥李家润推送地主分子尚子英老伴回家的错误，批判李家润敌我不分，认敌为友的“罪行"，并准备要撤销李家润第六生产队记功员的职务，当时时任第六生产队队长的李培文当场与治保主任据理力争，才把李家润的记工员职务保留下来。还有很多很多讲不完的阶级斗争故事……至今想起来不由地发自内心的感叹！那个阶级斗争年代是多么荒唐的岁月啊！记忆之二：村级组织构架“大锅饭"的农村基本上都是人民公社一一一生产大队一一一生产队三级组织架构，那时的村不称村了，称大队，我们村叫窨子沟大队，大队设有党支部、革委会、民兵连、治保会、团支部、妇联会等。大队党支部设书记一人，副书记一人，支部委员一般由革委副主任、治保主任、民兵连长等组成，革委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到两人，委员由大队会计、群团组织负责人组成。大队还设会计一人，保管两人，监管一人。我们村包括自然村老周坡共设七个生产队，生产队设队长一人，副队长一人，记工员一人，会计一人。所有干部不是通过民主选举，而是由上一级指定选派。我记忆中曾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有：李守富、张建福、邓文礼、张步明、何宝福、力希相、邓文礼（第二次）、李培文。任职最短时间的是何宝福（八个月），最长时间的是李培文（从上世纪一九七七年一月任职到二0二0年底仍在职，四十四年）。任过大队主任的：文革前记不清了，只记得李家有、力希相、张步明、何福善、何立善、李家顺、张子庆、李家顺（第二次）。李家顺时间最长，大概也差不多三十多年。当过大队会计的有：李家平、邓才、李国旺。其中邓才从二十岁当会计一直当到六十八岁去世，整整当了四十八年。记忆中长期担任生产队长的有邓普、尚存善、李国善、尚宣善、李家千、吴进、李培福等。那个时候县社还给各村配备下乡蹲点干部，一年四季吃住在村里，大队给下乡干部找一间民房作为下乡干部的住房，吃饭是各家各户的轮流派饭，吃一天，由下乡干部自掏腰包三角钱，斤一两粮票。当时下乡干部在村里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大小干部的任免他基本上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第六生产队是全大队最落后的生产队，那时候衡量一个生产队或者一个生产队长的好坏主要靠粮食产量和劳动工分值去考核，六队每年粮食产量和劳动工分值最低，年年换队长，年年最落伍。当时在村蹲点的下乡干部是公社教革委扫盲教师岳仍太，老岳是个年轻人，很重视培养年轻干部，就力荐高中毕业回村不久的李培文担任六队队长，李培文担任队长后大刀阔斧地抓生产、抓要害，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革新，并甩开膀子带领六队社员拼死拼活地干了一年，秋后粮食产量和劳动工分值双双在全大队夺冠。那年冬天正值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张巨生、公社公安员张银成、借干徐佃让在我们村蹲点。年底组建大队领导班子时，下乡工作队推举李培文入了党，同时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锅饭"时期的农村干部相对现在来说基本上是廉洁自律的，一般沒有什么“特殊"，特别是生产队干部，派不出去的重活累活脏活都得他带头去干，真可谓“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迟，干得比牛累”。说辛苦当干部确实是辛苦的，但也能占点便宜，比如外出缺工了，社员缺就缺了，可是干部能偷的记上，多时嘴馋了，几个干部一约会，在晚上偷的吃上一顿山蛋拌烩豆腐，油炸单饼子。像这样的饭在当时一般社员平时是吃不到的，那真是是一顿比现在山珍海味还稀罕的美味佳肴啊。另外有时在经济上或者在粮食上也些许能多吃多占点。如果能当上大队书记或主任，这个权力在当时也算不小了，能优先照顾子女或近亲戚推茬上中专、上大学，能让当工人、当兵，能让当民办教师，能让当生产队干部、能让当护秋的、看场的等等。我高中毕业后，时任窨子沟学校的校长刘文轩老师亲自登门到我家让我找找大队干部说个情，到学校当个民办教师，因为刘老师教过我，所以知道我能胜任这份工作，可是我找了干部好几回，人家不答应，无奈之下，我妈把攒下的二三十颗鸡蛋端了出来，晚上偷偷请人家吃了一顿煮鸡蛋，请完还是不答应。最后给安排了个第一生产队记工员。我妈说一顿煮鸡蛋换了个记工员，我爹说这可是咱祖宗三代最大的“官"了，也值。没几年我这个“官”在村里渐来渐“大"，最后官至“二把手"，（大队主任），我在村里的进步，离不开公社领导丰成福、贺正子、冯万喜的提携，也离不开发小同学加好友李培文的力荐。通过几年的农村干部历练，为我跳出农村转为国家干部后积累了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助推了我的成长，成就了我的命运，为此，感恩养育我的家乡，感恩帮扶我的贵人。现在回想起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真不知有多少有志气、有文化、有理想、有抱负的农村优秀青年被那些无情的政治和无情的当权者而抛弃。使其消失了斗志、放弃了梦想，内心感到无力回天，只好默默地留在农村，听天由命，他们那种渴望与追求，无助与无奈，谁能感受到呢？记忆之三：计划经济体制当时四季农活和计酬与分配都是在上级指导下进行的，年初种什么、种多少，生产队没有一点自主权，都是根据上级压下的指标具体去实施的。按照农村四季的规律，一年的农活不外乎就是春种、夏锄、秋收割、冬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那个时候集体生产劳动的出工收工都是生产队长说了算，每天干什么活都由队长安排，没有大喇叭之前，队长天不亮就起来挨门逐户地喊叫人们出地，有了大喇叭后，六个生产队长依次在大喇叭喊话，安排社员张某干什么活去，李某干什么活去，其他社员干什么活去。那年代的窨子沟，生产力水平太低，种地没有半点科技含量，没有半点机械化操作，没有半眼机井，水浇地就是三个峪口那丁点菜地，能供上人们吃菜就可以了，其余一千几百亩土地都是旱地，偶遇发点洪水浇上一水，这是好年份。种地全凭人力畜役耕作。运输工具开始是两个生产队一辆马车，轮流为两个队拉田送粪，后来变为一个队一辆。那阵子生产队连辆平车也没有，就有两三辆手推的木轱辘小车，为起砂垫地所用。人背驴驮这一古老的运输方式不知沿用了几千年？这种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咋能让人们过上丰衣足食、富裕幸福的日子呢？最让我不理解的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窨子沟搞了两项“劳命伤财"工程。那就是上世纪的一九七0年和一九七一年两年上马的高家窖峪西坡劈山引水防渗工程和正峪下面修筑里坝工程，这两项工程不知耗费了当时全村多少财力和物力，也不知耗费了多少老百姓的精力和气力，最后是一点效益也没有，留给人们的只是哀叹！先说西坡劈山引水工程，高家窖峪处于窨子沟村河东与西沟的正中位置，人们称正峪，峪里不足一公里处（大拐弯处）有一股不足碗粗的泉水，每年人们为防止渗漏用土垫水引出峪口能浇个十来亩地，作为社员种菜用地。就为防止这一公里水的渗漏，一九七0年在学大寨运动中盲目上马在西坡劈山修筑防渗渠。那是两三个严寒的冬天，全村老少男女都被集中到劈山工程现场，手舞铁锹、镐锤飞扬、炮声隆隆、大汗淋淋，比河南林县红旗渠还红旗渠的战斗场面。据不准确估算，那项工程按现在的价比最低耗资两三千余万元，结果是毫无效益。另一项工程是修筑里坝工程，我们窨子沟村地处五峪冲口，因为山石烂碎加上那些年人们砍柴，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每遇下雨，洪水泛滥，土地始终面临洪水的威胁，所以必须做好防洪工程，防洪工程就是做好外坝，防止洪水冲毁土地。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毫巨资做了一项里坝工程，那里坝做得十分排场，笔直整齐，一眼望去真舒心惬意，比人们盖房垛地基还气派。至今我不理解当时不做外坝做里坝的意义何在。由于我是窨子沟村养育成长起来的儿男，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加上又当了好几年村干部，所以对家乡的感情比较深厚，同时也对当年学大寨时盲目上马的两项“劳命伤财"工程一直处于疑惑不解，究竟是谁的决策？为什么不根据窨子沟村发展的实际去确定学大寨项目呢？本来窨子沟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足二亩，加上每年水毁坟占，耕地将愈来愈少，应该是抓住学大寨的机遇，着眼长远，立足现实，将五道峪口冲击扇之下的大面积河滩资源有效地加以治理，就象马岚口治滩工程那样，取窄、顺展、捋正河滩，分步实施打坝造地和植树绿化工程。如果用学大寨近二十年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窨子沟可增加土地一千多亩，生态环境将是翻天覆地的大改观，这岂不是一件功在当代、福萌千秋的好事吗？多少年来，人们就是端着老祖宗留下的“饭碗"去吃饭，不去研究咱们也咋能制造“饭碗"，造福子孙后代。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值得深思。话说回来当时上的那两项“劳命伤财”工程，好多人不知道来由，只知道当时为迎合学大寨的形势而做的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当时在窨子沟下乡的闫美莲先生相遇了。闫美莲先生是咱县小穗稔村人，当时在省水利厅工作，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下派到应县，七O年至七一年在窨子沟村下乡，当时下乡工作队有郝儒珍，晋南人，后调回晋南，时任南泉公社党委宣传委员。还有王志正，马岚庄村人，南泉公社一般干部。郝儒珍是工作队队长，闫美莲、王治正是工作队队员。因下乡工作队是三个人一个姓郝的，一个姓闫的，一个姓王的，窨子沟人称“郝闫王”，那两项劳命伤财工程正是在郝闫王蹲点时上马的。那是一九九六年，我在城关镇工作，时任城关镇党委书记常永明，此人擅长外交，因闫美莲七十年代在应县下乡，和常永明父亲常元一块工作过，常永明打听到闫美莲时任中国牛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副省级央企干部），就和闫美莲有了来往，有一次就把闫美莲请回了应县，城关镇负责招待，我当时也是参与招待闫老的一员，几天下来，和闫老就惯了，有时两个人坐起就闲谈上一阵，当他得知我是窨子沟人，对我十分亲切，说他老在窨子沟下乡生活了二年，和窨子沟很多人熟悉。其实在我的脑海里一直知道他老在窨子沟下过乡，当我问到窨子沟当时在学大寨运动中上的那两个项目您是否记得吗？他老毫不犹豫地问我，你说的是劈山工程吗？我说对，他老哈哈笑了一声，然后和我叙述了当时上马那项工程的来龙去脉。原来是郝儒珍擅自定下来的，当时闫老坚决不同意，他说：我是水利干部，对该项工程的可行性我是持不同看法的，可以说那是一项“高射炮炸蚊子工程"，但因阻止不了，他便偷偷地向时任公社党委书记陆晨日，公社主任李银华打了报告，公社专门为此事上了党委会讨论，最后也无济于事。他老说，郝儒珍这个人太犟了，只要他认准的事，火车也拉不过来，只好随着他来。这就是郝儒珍在窨子沟下乡做的劈山工程始末。说的远了，再说那时候，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称为出工，用工分计酬，十分工为一个工。所有能出工的男女老少，均根据体力强弱与劳动能力大小确定底分，最高为青壮男劳力，一个工为十分底分，最低是儿童，三分底分，妇女一般为八分底分。这是出工的计工办法，有时也实行定额计工，比如某一项工程给定三个工，安排某一个人去干，或许这个人用了两天就完成了，就能挣三个工，这就是定额记工。定额记工这是队长的权利，那个时候队长一般不胡来，安排定额计工时既要考虑劳动生产效率，也要考虑合理用工，如果效率和用工不符，不仅挫伤了其他人的劳动积极性，而且还影响年终工分值的提高。那年头还实行的是定工奖惩制，就是每月给每个劳力定工二十八天，多出一个工，奖励一个工，少出一个工，惩罚一个工。制定这个定工奖惩制度其目的就是鼓励鞭策人们多出工，并制约或打击那些如匠艺人等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而外出打工挣钱的人们，尽管这样，还有个别人不怕惩罚而外出打工。为什么呢？这个账一算便明了，比如木匠，外出耍手艺一天能挣一块八角钱，在队里劳动一天挣一个工，工值仅三毛钱，不出工被罚上一个工，按定工二十八天算，一个月罚八元四角钱，人家耍手艺二十八天能挣五十元零四角钱，除去被罚工二十八个，工值八元四角钱，人家还能落四十二元钱，这四十二元钱比参加集体劳动的人多五倍还多呢，所以当时的手艺人一般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时农村的分配制度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人头为单位的平均分配，一种是以工分为单位按劳分配。总体上是以平均分配为基础的按劳分配制度。这样既保证了人人有饭吃，又体现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分配原则。分配的实物就是生产队自己生产的东西，如玉米、小麦、谷子、黍子、豆类、蔬菜和山药蛋，其中玉米占所分配粮食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小杂粮占百分之二十，山药蛋占百分之十，山药蛋是五斤折算一斤成品粮。每年除去国家征购粮，集体留一定数量的储备粮，留足来年的种子外，剩下的就分给社员作口粮，当时有一句顺口溜叫作：“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那时社员的口粮一般每人是三百六十斤，小孩分成吃粮，这些粮食多数人家不够吃，因为当时副食品很少，主要用粮食往饱填肚子，所以不少人家每年五六月就闹饥荒。在我记忆中当时窨子沟村很少在年终分过红，也就分钱。年终生产队结算完，每个劳动日连个四毛钱也没上过，最多三毛几分钱。多数人家由于人多劳力少，所挣的工顶抵不了全家的口粮钱，所以叫缺粮户。有部分户数所挣的工和口粮钱基本持平，叫自足户。还有一部分人少劳力多，挣的工多，花的口粮钱少，叫余粮户。余粮户才能分红，由于生产队没钱，大部分都让缺粮户欠下了，但他们又没有钱缴回集体，所以余粮户就分不上钱，只能记在往来账上。当时允许余缺粮户相互拔账，拔账后，那就等于生产队给余粮户分红了，至于啥时能见到现金，那是他们双方的事情了，缺粮户可根据自己的偿还能力，负责给余粮户还账。就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经营年代持续了二十多年。记忆之四：落后的文教卫那时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在我童少年时期的记忆中，村里连个收音机也没有，偶尔村里来个外面人带个“洋戏匣”放放唱片，我们成群结队的看稀罕呢。后来家家户户花五角钱安了个纸片喇叭，每天早中晚定期给播放点广播和音乐，我们感觉得很牛逼了。那个时候村里平时最红火不过的是红白喜事看鼓匠了，特别是白事安鼓那天晚上，鼓匠上街吹，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看，围住鼓匠不让走，一直吹到晚上十二点才散伙。那时候我们村因为穷，历来也没唱过戏，如近邻的大村唱戏，我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都跑去看，其实那会看戏也是看看人山人海红火热闹的场面，又看不懂个剧情，下午散戏不回，饿着肚子还要看夜戏。我是南泉村的外甥，每当南泉村唱戏，我妈就带上我住在娘舅家看好几天戏。那年头过元宵节，我们感觉上真红火，高跷、船灯、车车灯、还有“一挖轿“，在当时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应有尽有。元宵活动整整红火三天三夜，这种传统的古老的民俗文化节日活动，我认为应该传承下去，再穷也不能丢，可现在尽管人们富裕了，却把祖先忘了、历史淡了、传统丢了，值得深思。最早我记得正月十五闹红火我爹（何宝存）、五木匠（李国进）、大六斤（李富春）、小眼（尚有孝）等踩高跷高手扭得真好，活灵活现、形象逼真，后来随着元宵节红火的低落，这些民间艺人也就销声匿迹了。一九七六年正月，我时任团支部书记，老书记邓文礼让我负责组织那年正月十五的红火，并嘱咐我每个队要上五元钱，剩下到各家各户上点布施，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后，叫了李家武和张子权两个人来协助。记得那年六个生产队共给了三十元钱，各户布施收起二十八元，总共五十八元，作为正月十五红火的全部开销。李国桃刚学会吹唢呐，只会吹几声将军令，“独树一帜"给吹了三天三夜，蹬高跷的全部是村里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还跑了船灯、车车灯等，李家武李国培还给演了好几个自编的小节目。整个元宵节活动是多姿多彩、热闹非凡。当时的文化生活再就是莫过于隔三差五演场电影，赵弟顺是公社放映员，老赵和我关系很好，每当他来村演电影时我热情接待，给他安排“小灶"好吃好宿，所以老赵在窨子沟演电影给了很大的倾斜，不仅多给安排几场，而且如有新片子来了，先给窨子沟演。每当演电影时，村里就像过节日一样，提前就把大队院打扫得干干净净，社员们个个喜笑颜开、人人兴高采烈，家家户户的妇女们太阳没落山就做熟了晚饭，为的是早早吃了饭看电影。那几年我们村的文化生活是十分贫脊的，但勤劳善良的社员们永远是无比欢快的。教育滞后是制约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当时的农村教育是普遍落后，我们窨子沟村也是一样的。学校是从文革前的一至四年级的初级小学慢慢发展到一至七年级的一所七年制学校，小学是五年制，初中是二年制。小学和初中不用考试，直接入学，高中有时考，有时就不考，大部分年代是推荐入学，只有贫下中农子弟才有资格被推荐上高中，成份高的人，比如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弟是没有资格读高中的。我初中同学吴树勋，他是文革期间因父亲有污点被开除公职后，从内蒙商都举家迁返回老家的，初中毕业后，除一部分同学自己辍学外，其他同学通过考试择优都上了高中，唯有他因家庭问题而被高中拒之门外。那个时候校舍是破烂的，教室是简陋的，教学设备几乎没有，学生们都是坐在土炕上，从自己家里搬来的书箱子上课的，课程很简单，小学是语文和算术，初中是语文、数学、政治、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当时的教育方向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学生们基本上是半耕半读，实实在在学不到多少知识，初中毕业后，除部分升学外，大部分同学都辍学回家务农去了。这种教育体制和形势何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呢。医疗卫生在当时同样是落后的，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普遍存在。我记得小时候村里只有两个会扎针的老汉，一个是张善、另一个是张忠，谁家有个头疼脑闷的，就请俩老汉去给针疗，随叫随到，从不推脱。那时期给俩老汉没有任何待遇，纯属义务，就是正时月节，人们过意不去家家户户熬点肉、炸点油糕请请老汉们。听我妈常说，我就是二舅爷张忠老汉救活的一条命，两三岁时经常“出疯”，一出一个黑紫圪蛋，几次危险断气，二舅爷好几天就守在我身旁，就用几根小银针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过来。还有一次，十几岁时腿弯起了鸡蛋大个圪蛋，盘腿不行，站立不能，又是二舅爷十几次的银针给我治愈了。说到这里，我真诚地感谢二位舅爷，是您们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里，用您们那一颗纯朴善良的心灵和几根细小纤长的银针治愈了多少病人，挽救了多少鲜活的生命，您们的善举一定会福荫子孙万代。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广大农村大力推行合作医疗，同时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也随之诞生。当时李国培刚从应县卫校毕业回村，正好赶上村里用赤脚医生，他顺其自然获取了这个位置。我记得大队没有闲置的房子，合作医疗室就设在他家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组简陋的药品柜子，一个棕色带有红十字的皮保健箱，为方便出诊所用。一个听诊器和一支测体温表。合作医疗没有多少药品，就是些止痛片、四环素、青霉素、连霉素和感冒、退烧、腹泻等最常见病、多发病的药品。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李国培的医技愈来愈好，一些常见病一般能手到病除，不愧是卫校毕业的科班生。一九七0年，尚子平从北楼口村举家迁返窨子沟老家。这老汉几代从医，他父亲尚日身更是远近出名的大善人、好医生，常年周游各地义务为患者治病，深受人们的尊重和爱戴。尚子平秉承父辈的医技和品德，在没有待遇的情况下，他不计个人得失，义务为群众看病，治愈了不少患者。我奶爹（张成富）常年患病，尚子平天天去家不是把脉，就是测体温，不是给打针，就是给输液，成了我奶爹常年的家庭医生，在尚子平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使我奶爹减轻了病痛，延长了寿期。我印象中尽管当时农村生活清贫，却很少有人生病，即使生病也只是感冒、头疼、发热什么的，医生给配点药就好了，花钱也不多，块数八毛足够了。那个时医院跑，什么脑梗、心梗、肿瘤等重大病症听也没听说过的词儿。当然，这里不得不说说张成孝，他是张善大舅爷的儿子，医院院长的任上长达三十多年之久，他老的医技和品德在三乡五里有口皆碑，为一方的百姓健康耗费了毕生的精力，深受人们的赞颂和怀念。李家瑞小医生是后来的新秀，不在本文所写之列，待后人好好写写李家瑞从医的故事。记忆之五：难忘的穷日子那时候的住。家家户户都是破旧低矮的土房子，土坯砌墙，杨苗做椽、杨树做檩，茭杆压栈、泥土覆盖。房顶年年用胶泥泥房，室内年年用白涂刷墙。就这样简陋的房子，我觉得也是很气派了，因为我家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只有两间低矮的西下房，站在炕上抬不起头，站在地下转不过身。房间间宽七尺、入身三米，炕上只能睡三个人，地下除锅台外，放上一个水瓷便是后墙，堂屋摆放着一顶破旧洋柜和几个泥瓷。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全部家当，现在说起来，没有亲眼见过的人谁能相信呢。但我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虽然从小贫穷，但铸就了我一生坚强的意志、发奋的毅力和知足的心态，也成就了我跳出农门步入仕途的命运。那时候的吃。吃饭是摆在很多人家面前的一大难题，不少人家由于人多劳力少，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所以和亲朋好友到处借粮度饥荒。特别是我家，虽然人口少，但父亲年老体弱挣工不多，年年缺粮户，因此每年也是把亲友们借遍了，这家一斗，那家八升，掺糠咽菜那是常年的食物。特别是在我念高中期间，每年要到王宜庄粮站粜三百多斤粮转到杏寨粮站成为商品粮，才能在学校食堂吃饭，家里根本没有这么多粮，感谢瓦窑沟姐夫王日升二年把他家的猪饲料粮给我办理了周转粮手续，方才解决了问题。但学校每天斤一两粮还是填不饱肚子，忘不了河町二姐、辛坊姑姑隔三差五给我捎点玉米窝头。那个年代，吃块豆腐，炒个鸡蛋，蒸点黍子糕那是太侈奢的食物了，吃肉更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最多过年给杀上一只鸡，割上斤数肉，吃顿饺子就算牛了。我记得有好几个年吃饺子馅是素的，面是几种面掺在一起的。那年头吃菜更是寒酸，冬天腌点萝卜和烂腌菜，再腌点熟菜，夏天不是烩榆叶，就是烩苦菜，生产队有时给分点鲜菜根本不够吃。吃零食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这就是我记忆中那年头的吃。那时候的穿。当时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叫“吃不吃三百六，穿不穿丈八布”。意思是三百六是每个人的口粮，丈八布是每个人的布票。那年头是计划经济体制，物质非常贫乏，买什么都是有计划地供应，用票证去买，买粮需粮票，买布需布票，买肉需肉票，买棉花需棉花票，就连买煤油还需煤油票，买任何商品有钱买不到，还必须具有票证。其实丈八布票很多人用不了，不是穿不了，而是没钱买。一个人几年缝制上一身衣服，冬天穿完掏出棉花春夏穿，春夏穿完再装上棉花冬天穿，烂了补，补了再补，补丁套补丁，一直到实在烂得不能穿为止。为什么那年头的虱子多，就是人们穿烂衣服又加上长期不洗而滋生出来的。不少人如出门行礼作客，因没件象样的衣服，有的是借衣穿，有的是借不上衣服，怕人笑话就干脆不去了。现在的穿衣是讲质量、讲时尚、讲款式、讲品位。缺衣穿的时代己经一去不覆返了。那时候的行。那年头出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无论去哪全都是步走。所谓的机动车辆小时候见都没见过。记得村里有两个在外面开汽车的，一个叫李家雄，在阳方口运输公司开车，一个叫李家元在口泉运输公司开车。那会村里没公路，人来车往就走砂石河槽的便道，每当洪水冲完，人走的道也没了。感谢时任南泉公社党委书记杨生淳力排众议为窨子沟打通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公路。公路通了，汽车能开进村了，李家雄和李家元就经常开汽车回村里，第一次开回汽车是个晚上，我己经入睡了，街上的孩子们大声叫喊，看汽车去，看汽车去，我被喊声惊醒后不顾爹妈阻拦，穿上衣服就往街上跑，跑到汽车跟前，摸摸这，揣揣那，真叫个稀罕，当汽车开走后，我还追了几步，心想没有骡马拉，咋就给跑了，真日怪。那时候有自行车的人家很少，所以年轻人娶媳妇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是必备的家什。当时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是一百八十元，一块上海手表是一百二十元，一个缝纫机是一百五十元，多数人家是买不起的。我买自行车是结婚后不久买的，花了一百六十元买了辆白山牌的，如买飞鸽或永久牌子的，一是没后门买不上，二是如能买上也凑不够钱，尽管差额二十元，那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做梦也不敢想我三十年后有了自己的私家车，儿女都有各自的汽车出行。真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我的回忆己近尾声。回想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感恩党、感恩邓小平等接力者们的正确领导。现在消失的是那个一去不覆返的时代，但消失不了我对旧时旧事永远永远的回忆……。二0二0年十一月三十日文/何立善图/网络来源/初心习作网编辑/小陈往期精彩《家乡》手稿27:我眼中的何立善（赵第顺）《故乡》手稿十三串联（安喜顺张子权何立善）《故乡》手稿四：寒窗记忆（何立善）心怀梦想伴你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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