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渔民

新公路的北面就是我老家，新公路是省道，颇有规模，公路南北的景象还是相差蛮大的。从县城到了我家就感觉从城里到了乡下，当然肯定不是房屋破旧土墙土瓦，而是因为太冷清了，可能是靠海，一说靠海朋友都觉得向往，而我是想吐。海边也分档次，我们那儿就是天上人间和三线城市洗头房的既视对比感，到了晚上连个鬼都不愿出来。

十多年前从南面来我家乡的话有一番景象，不是现在这个样。白茫茫一片片的塑料薄膜盖成的大棚，见过大棚养殖的人就有概念了，就是那个样子的，只不过我们那里大棚底下是挖成的水池，档次高一点的是用水泥浇筑过的。

说是一番景象不夸张，难以想象，几乎每家每户，但凡住人的地儿周围只要还有一点可圈可点的土地都被挖来做了大棚。种菜种豆的种大米的地儿都被拿来挖空做了池塘。那年开始“据说”养殖螃蟹可以赚钱，于是大面积的热火朝天，仿佛掀起了一场迈向富裕的革命。

一个村可能几千人，不知道最终富裕的有多少人，反正我家是亏的一塌糊涂。但你不能不说渔民（靠海吃海，我们算渔民）不努力，养殖技术的引进靠的外援，一般都找“有水平”的正儿八经的“老师”，或是哪个高校毕业的有着专业知识能力的“学者”，或是有着多年养殖经验的“前辈”。

从老师的引进，到初期硬件的投资都花了不少气力。池塘要经过石灰粉的消毒，大棚的大小、蟹苗投放的密度、水温的控制（为此专门配置了小型的锅炉）、给水中增氧（制作精良的气泡石，小时候为此收集了上百个）、螃蟹疾病的观察（连显微镜都用上了，却很少见人去碰过）、养殖场的安全（曾经我跟我父亲打着手电筒一晚巡逻好几次）等等工序“详实”的很。

你也不能说渔民吃不了苦头，在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跟父亲挤在一间红砖砌成的简陋小屋里，没有电视没有饮水机，只有床和简易搭成的灶台，小屋的安全交给了用铁丝绞成的“纯手工”防盗锁。唯一的印象就是到了夜晚风吹的窗户晃荡的厉害，以及整夜的增氧机的嗡嗡声。

那时候家家兴起了螃蟹的养殖，以至于滑稽到，一家的小棚屋跟另一家紧靠在一起，说话都不敢大声，生怕抖露了养殖的小诀窍以及销售渠道的独一无二。

前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在我的印象中我很少看到养殖之后的事，我不知道这些神秘富贵的小家伙最终到哪里去了。虽然曾经也见过一些神秘的外地人，坐着辆很长的面包车，身上脏兮兮，钻进大棚里左右参观，反复的抄起小螃蟹观察的很仔细。最终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买走，只知道父亲经常骂骂咧咧。

这是十多年前的回忆，也是印象最深刻的，因为当年的养殖热不亚于西部美国的淘金热。整个一片土地上被一片白茫茫覆盖，无论收益如何，至少在气势上形成了一种错觉，让人（至少外地人）觉得这应该是一片已经被商场征服的蓝海。蓝海还是红海是个时髦词，用在那时是在气氛上证明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从蓝海到红海，这是渔民用自己的勇气打下的一片欣欣向荣，不过每当我经过大片荒废的池塘大棚的时候我已经找不到了那片荣光，有种无将功成依然万骨枯的搞笑。将可能是有的，村里可能因此而诞生过一两个“富人”，对的，一两个。

在这场致富的“战争”里，渔民的魄力是前所未有的。鸟枪有鸟枪的打法，不那么富裕的人从自己开挖土地到自己用拖拉机拉着水箱引来海水，到自我学习不找老师，一切都是现学现炒，那种求知心切的态度绝对空前。大炮的打法则宏阔的许多，通常池塘都是大手笔的挖掘机开挖，海水直接由通到海里的管道输送，利用大功率水泵远程供给，到了养殖地水流经过巨大的（真的有变形金刚那么大）锅炉进行加热。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上，你绝对不可能把这群人跟现代富豪联系起来，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令人瞠目的不敢小觑，既可叹他们的勇气，又可悲他们的盲目，有时竟然分不清这究竟是魄力还是二逼。

多年以后我再回老家已经没有人再谈起那段风云际会的岁月。其实对于那段日子依然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连问都没有问过。

渔民很有意思，在这场战役开始覆盖的时候很少有人去问一问战役的可能性，甚至连目的都忘了。不管怎么样，不能落在人后，这可能就是当时所有人的想法或是激情。似乎在他们眼里整体的狂热就代表着一种正确的方向，所以不管怎么样抄起家伙先干起来再说，管他地方好不好，设备精不精，甚至管他后面有没有人来买。

事实证明，硝烟过后，全都傻逼了。

我曾经问过我父亲，你们至少想过怎么把这些螃蟹卖出去吧？父亲直到现在都意味深长的觉得“到时自然有人来收的”。

螃蟹的养殖占据了我家乡人民奋斗史的最重要的篇章，事实是这是场滑稽的“闹剧”。当闹剧结束后，每个人开始坐下来慢慢的收拾残局，它的可笑程度好比如此：一群成年人在黑夜里的沙滩上光着身子撒欢耍闹好不痛快，突然一盏探照灯从头顶直射，于是人人狼狈的捂着裤裆四下逃窜去寻找自己的裤衩儿。

生活总得继续，如果说螃蟹开启了村民的奋斗篇章，这场战役则是一个损失巨大的过失；但海苔却是开启了一段屠杀，玩笑不得。

螃蟹的价值已经在失败后彻底销声匿迹，说来也奇怪，不知道当初究竟是我们自己开启了螃蟹价值创造的运动还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学来的，这螃蟹简直充当了一回流行品种，说入古就从此作古了。

多年后人们显然已经忘记了当时的痛楚，在奋斗的道路上又赶上了“第二春”。海苔的养殖跟螃蟹差别很大，不是人人都可以做，海边的滩涂有限，承包人的能力和关系说了算。但养了紫菜（海苔也叫紫菜）总得有人要啊，于是整个产业就这样运作了起来。有滩涂的去养紫菜，收了菜再卖给加工厂。

跟螃蟹养殖相比，这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紫菜加工厂的投入十分大，海苔需要烘干，一台简陋的国产小型烘干机就要几十万，要知道那是在几年前。加上厂房、人员、设备、占地，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以我的德性我再次陷入了深深的迷惑，对这群“可爱”的乡人，我摸不清他们的底细更摸不清家底。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三五成一组，找亲戚找朋友，找政府找银行，捣腾过来一笔笔“巨款”，拉开帷幕，再次向命运宣战。

这回玩的有点大了，一个个出入都是厂长，都是老总。随便抓一个固定资产都有上百万甚至几百万，虽然连一柄锄头都要算进去，但好坏都是个“企业家”了。

靠海吃海，母亲说我们不如农民，农民即使不种地，地租给别人一年也有个糊口的收成。对于我们渔民来说，海里不丰富，意味着一切都成了问题。海苔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养殖的好坏很难控制，滩地的不同，海水的不同，都可以造成海苔的质量差别很大。

全乡人民的幸福就指着在海边滩涂一线的海苔养殖户们。他们好我们也好，他们不好，大家都不好，大家都不好怎么会是真的好。

第二场战役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分层，同时也是阶级上的分别，从养殖户，到加工厂，到打工的。每个人各司其职，收入不会相同，当然一旦革命失败，失去的也会不同。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新世纪奋斗里，我父亲也是属于“老板”中的一员，三五个亲戚，合伙儿抄家伙上了战场，上千平米的水泥场，偌大的库房，虽小却五脏俱全的员工宿舍，小食堂。现在叫搞企业，那会儿叫合伙儿干事。

这儿的人民始终有种不怕尝试的精神，可我怎么都看不出来他们有尝试前的充分准备的精神。如果说螃蟹的养殖造就了一群试错后的小白鼠，那么海苔的崛起仿佛是在帮死神收割一个个智商低下的非正常人类。

海风一吹，海水一浪，海苔就一烂，烂了硬了都是没用了，这时季节也过了重来不可能，整个战役的后半场就只能坐在原地哀嚎了。紧接着就是多米诺的影响，海苔养不好加工厂就没有菜，加工厂没有菜就没有活儿干，附着在上面的渔民只能另外谋生存。出去了就很难再回来。人就会越少。

偶尔从城里回家转转，白天没人，晚上没鬼。路上没灯，河里没水。用母亲的话说，如今这个地方他们这代人就是村里的年轻一代。

海苔产业的巨大投资消费掉了整个乡村的人力和精力，挺过来的凭着上帝的恩赐窃笑自己是最后的胜者，没挺过来的就成了被“屠杀”的一群。说是屠杀不算过分，没有技术，没有其他生活的技能，欠债巨大，几乎失去了再生的可能，身体好，还能再折腾的就出了村去了其他的店，或者打工或者做小买卖。另外那些“老老实实”一辈子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人们连留下来收拾残局的能力都不具备了。

如今的战场早已没了硝烟，不是说和平了富裕了，而是连战士都不在了。硕果仅存的一些加工厂他们仰仗着前线海苔的成功与否而活，菜好则有戏，不好就勒紧裤腰带再等等。这实在是一个靠海吃海的典型。不敢离开，不能离开，不会离开。

母亲说用不了十年，这个村可能基本上就没有人影了。老一辈的休息去了，年轻人再也不会回来。至于房子，车子，工厂，土地，谁都不知道将来何去何从。

现在每次回家都越发的相信母亲的话。直到东边逐渐的竖起了一些烟囱，大大小小，显得还挺整齐，北边的滩涂，就是小时候赤裸奔嚎的海边，已经不能踏入了。堤坝上修上了水泥路，路旁插上了几十公里绵延的铁丝网。铁丝网隔开了海跟我们，已经觉得自己不再是渔民，虽然早已是这样，却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阻隔着来得更死心塌地。

铁丝网的那边拔地而起几十丈的大风车，身形巨大，随风转动，气势不可一世，尤其是当我靠近着想要亲近它们时。远远望去感觉不出来，走近了才知道它的威严。自此说明了从此大海与我们无关，一切都在工业这头巨人的俯视之下。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我开车巡视了一番，这已然不在是我们这群“二逼”的村庄了，几十上百台大风车嗡嗡嗡的转动时便告诉了我，东边西边大大小小的烟囱突突突的冒着或白烟或青烟时也告诉了我。最重要的是，踏入这片土地的时候再也没有了生气和人影。

我私下里鄙视这群傻人，瞧不起他们的短视，讥讽他们的无知和土气。暗地里愤愤的觉得这一切都是他们自找的，都是没有脑子造就的后果。

如今年龄越来越大，有时回来的时候我也去看看那片滩涂，滩涂前的堤坝是个古董了，虽然修了越发的健壮，但它的资格依然比我还老，母亲说还没有她的时候这儿就有了它。我喜欢在它上面走走，可能它还认识我，但不知道它是否还能认识它下面的这片热土。有时候我也会想，底下那白茫茫的一片片大棚，其实也是个不错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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